第六百五十三章 财政之道（1 / 2）

驿站的官员，负责民驿的传递，沟通物流，这可以带动地方贸易的发起。

教育的官员，负责基础教育的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这是一国之根本，可以提高综合国力。

医疗体系的官员，负责基层医疗，保证大乾的政治口号，救国救民，维系基层百姓的健康。

巡检官，负责治安缉捕，律法专员，管法律宣传和“”，类似以后的检察官。

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署专员，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

此外还有农业专员和商业专员，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楚行规划的公署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公署专员、巡检和农商专员，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

公署专员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专员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专员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专员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署，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楚行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楚行关于公署的设置，大乾内和六部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

将官府进一步推广到县以下的基层，楚行就是要将原本明朝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楚行。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楚行终于绕了回来。

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

大乾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

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富裕一些的行省，一地在伪明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在场不少官员是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淮安府、凤阳府之前明朝衙门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官场的时间久了一些，虽然执行力差了一些，但是好在看问题，其实相对于年轻的官员更加全面。

没等楚行说话，一名山阳出身武举人出身的官员，唤做陈启新，起身便反驳了他。

陈启新虽然只是个武举，但是其人颇有才华，在大乾攻占凤阳府时，被遴选为官。

甫一加入大乾，便上书楚行，认为天下弊病，科目、资格、行取考选。

文章洋洋洒洒，看的楚行颇为欣喜，认为这是天下少有的改革派，便调遣到了扬州，做了兵部给事中。

而其人做事，却是兢兢业业，便是胡爷也非常认可。

此时，陈启新便道：“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

伪明时，沿海的省份每年要缴纳将近三百万两银子，这还不够分？”

这事楚行自己就知道，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

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

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

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楚行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

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楚行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

“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民会，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民会代表。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民会代表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楚行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操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山东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

可仔细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深不可测，连陈启新都皱眉道：“这不是许民人勾结，对抗官府么？若是串联起来，决意不缴，怎生是好？”

楚行耸肩，不缴？

个人不缴，有民会，有官府，这不是问题。

如果民会决意不缴，就不设公署，不给民人定户籍，不管他们的治安，不给他们裁判执法，实在不行，也可以解散民会，重新推选，法子多着呢。

再说缴皇粮是华夏民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有产之户一般也不会径直不缴，而是要争论缴多少，缴的钱是什么说法。

这好办，设县民会，让每个乡镇区民会推选几人，组团跟县里官府讨价还价，这样乡镇区民会也能跟县级行政机构连在一起，再不需要官府隔着乡绅吏员一层去征税。

有了民会，民人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说话，虽然只是针对地丁钱粮，只是分散于县下的乡镇区，却是一个开端，就让这民会以后慢慢壮大，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地方代表吧。

“就怕这民会成恶绅害民之器……”

有熟悉乡间民情的官员很担忧，以实情而论，这样的民会，多半是为乡绅把持，到时候他们压榨起乡民来，会不会比以前更理直气壮？

“所以才要进一步官府下乡，官吏一体。有官府在乡，才能维护公平正义。有官吏一体，往日沉于县乡，与乡绅勾结的吏员才能浮出水面，受地方和中央直接监管。同时我们也要订好民会章程，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来监管民会的正常运转，不让其被恶绅把持。民会代表，终究是民，其他民人，借着民会，总也是个抗衡之处。”

楚行如此解释着，他还有话没说透，设立民会，这就是个几方博弈的平台，政府和民人之间博弈总额。

然后政府监管，保障公平正义，让民人各阶层在民会里博弈摊分。就华夏传统而言，民人相对政府，小民相对乡绅，总是弱势而不敢言的，但在一个规则明晰的框架下，弱势一方也总能找到主张自己权利的空间。

在其他官员看来，民会就是个民人自决分摊税费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能正常运转，地方和中央的分税制，就能顺利推行了。

“本朝还未完全恢复明廷对民间的控制，根据各县的呈报，预估今年的正税会少三成，借着民会，也能将钱粮总额步步补足。”

楚行说到了民会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夯实新朝对地方的把控。

接着话题转回正途，地方和中央怎么分税？

分税制涉及一个体系问题，到底要设置几级财政？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楚行决定先只设置县和中央两级，府一级只是个协调机构，等地盘再大一些，再来考虑省一级。

而中央和县要怎么分税，这个问题楚行心中大致有底，但还需要具体数字作参考，跟内和户部官员核算了一整天，楚行最终决定，摊丁入亩后，正税和之前明廷所收的火耗、地方杂派都包括进去，打包成为统一的田税，全归由县级地方，大致可以支撑县以下官府的正常运转。

“名义上归由地方，依旧是由中央调拨，以有余之县补不足之县，总额盈余，存留补欠，不挪他用，仍不足补欠的话，再视情况调拨其他税种补入。总之田税的用意，就在于养官。”

楚行这个决定，是将官府拆分成了几部分，而在他的设想里，田税就只用来养地方官和中央，将基于田地的权税体系稳定在有限范围。大乾一国将是工商之国，农事自然不能废，但却不是未来国政的核心。

田税是地方享有，中央调剂，没有彻底分开。

而发展地方，光养官可不行，所以地方还需要有自己的税种。

原本伪明时期，就有契税、市税、地方关税和籍税等补充，现在楚行将其作了大致划分，关税、籍税等阻碍商业流通的税种取消。

契税（ps，你以为穿越买房就不交税了么……）和市税等小规模工商业的税种也给地方，这部分钱不多，即便地方工商发展起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办大事不足，可还能办一县之事，就由县级主官和县民会去博弈该怎么用到实处。

比如养治安军，修路架桥等等。

原本楚行还考虑过地方和中央在无主土地的归属分割，可这涉及到根本的土地政策，现在还不好贸然动手，土地政策就先维持现状，后面再来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