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7）（1 / 2）

上回讲到清政府因不重视日本这个对手，结果被对方按住狠狠摩擦，不仅丧失国运，而且加速亡国。

再从陆军来看，有观点认为，清朝陆军尽管据估计在总数上约达百万，但此数字明显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战斗部队和实际丧失战斗能力的绿营、八旗等不算，清朝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大约为三十余万。

此外，清廷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八9八年）统计的各省防军、练勇数量，共约36万人，就算两者加起来，亦无百万之数。而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动员的陆军人数，据学者廖宗麟估计约为500个营。

按照当时每个营500名士兵的规模来计算，据此可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参战者约合25万人左右。

至于清军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可能尚不及日军，因为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陆军就有七个师团，约为七万人，而开战后又动员了“预备役”，且总共动员的兵力多达24万人，另外还有夫役十五万多人呢！

清朝陆军在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日本陆军相比，也均处于劣势。当时，日本陆军普遍装备了“线膛枪”和“加特林机关枪”，而清军中有的部队还在使用“滑膛枪”中的“鸟铳”、“倭铳”等明朝时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清军在战争中伤亡数倍于日军的原因，但具体伤亡统计数据存在争议！

到了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即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李鸿章虽有“宰相”之尊称，但当时的清政府并不设立“宰相”，因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机构是“军机处”。

因此，李鸿章空有“宰相”虚名，但也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的召见，便不得擅自进京面圣。这就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实权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只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着“军机处”和“翰林院”，故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biνne

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一贯主张。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甲午战争”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对抗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因此，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也实属正常。但作为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因此，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在西元1八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新军”的全部军队都送上前线，准备对日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就胜少负多，因此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并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清流派”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元1八94年八月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时，立即慌了手脚，害怕倭寇大军在天津登陆直扑北京，威胁小命！

于是，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等着日本海军来收割自己的命运。经过这样一番“神操作”，“北洋海军”焉能不败？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等栽赃陷害的手段来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以达到掩盖其更加无能的事实。这其实也类似历朝历代都有的“党争”。

西元1八94年八月初九（9月八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

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这说明，清朝后期也如明朝末期一样，朝廷党争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国力，祸国殃民。

为了攻讦李鸿章，“清流派”官员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不得不评价道：“语绝奇”。这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在“甲午战争”时期，他处处和李鸿章作对，以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清军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西元1八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却能恰到好处利用清廷内斗和战备松弛一举击败清军获得大胜。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九年，是中国清朝在西元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值得珍惜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清朝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有利于发展经济。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其中表现在左宗棠收复“西域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也遭到了失败等。当时，中国清朝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甚至还稳压了日本一筹。

当时，英国的权威人士曾发表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先后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并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而西元1八八5年的“中法新约”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故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因为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也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了“亚洲强国”，并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尴尬地位。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清朝的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也变得更加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甚至就此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即输掉了复兴机会！

当时，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小国”之“倭寇”竟能全歼“北洋水师”，还索得巨款，并割走大量国土。

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而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只能靠向西方列强大举债度日，从此成为了亚洲的“破落户”。相比之下，“甲午”一战，却让日本成为了亚洲的“暴发户”，并强化了“金融系统”。

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银币）。而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银币）。“明治维新”前，日本各地“大名”有权发行各自的纸币曰“藩扎”，但不能全国流通，故在“明治维新”后被废止，并统一改用“日本银行”发行的有“金本位制”的“日元”来流通。

当时，“明治政府”规定新的“日元”纸币采用了“金本位制”，即1日元等值于15克的黄金。然而，由于日本此时不同于以往，极其缺乏金、银来做“储备金”，因此其发行的纸币并不能真的兑换成“金币”或“银币”。

到了西元19世纪末，西方国家已经全部转为了“金本位体制”，而为了在贸易上和西方国家接轨，日本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的“金本位”。西元1八97年《货币法》规定075克黄金相当于1日元，虽然比起“明治维新”之初贬值了50，但最后仍成功建立起了自己“金本位”的“黄金储备”，则全靠来自“甲午战争”的赔款。

可以说，日本第一次“赌国运”赌赢了，不仅使得日本的货币经济在最关键的时期因掠夺来中国的海量白银巩固了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而且也为日后日本一次次的“豪赌国运”埋下了种子，一直到二战战败。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个亿，还以为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而已。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直接威胁，形成进攻中国内陆的“跳板”。

日本第一次尝到了大举侵略中国的甜头，便极大地刺激了它继续扩大侵略中国领土的欲望。尽管“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但在这长达12八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都在对这场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情绪等众多方面带来巨大冲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相关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

这些相关的研究从多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但西元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当年这场战争中的三个“当事国”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又莫名其妙地陷入了紧张与复杂之中。

虽然“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是由“朝鲜问题”引发，且“成欢驿战役”、“平壤战役”等都是在朝鲜的国土上进行，更何况在战争爆发后，日本还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攻守同盟”，并向其提供了战争支援，故使得朝鲜也被动地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之一，被日本强行绑上了侵华“战车”上。

这让中日、朝日之间的外交往来几陷停顿。而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断发出“好战言论”，一时间战争乌似乎又笼罩在东亚的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