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1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7）（1 / 2）

上回讲到异时空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一波三折，但总体上仍由实力决定一切，即顺势而为。

由于高丽国王自不量力，执意要出兵讨伐明朝，主要原因是高丽统治集团内部的“亲元势力”跟“元朝”关系亲密，一时之间思想转不过弯，不甘心臣服于大明王朝。因此，他们竟然异想天开地出兵去讨伐强大的明朝。结果，事与愿违，反而都被李成桂清洗掉了。而李成桂借此建立了与明朝世代友好的国家“朝鲜”。

虽然朝鲜半岛完成了由“高丽王朝”到“李氏王朝”的权力转换，但新王朝与明朝的交往仍然充满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明初的朝鲜政权和明朝本身因为各自所图的侧重点不同，最终都在外交上达成了利益的平衡。

朝鲜追求国土和政权的合法性，明而朝则需要稳定东北地区并保证大国威严。两者各取所需。于是，中、朝关系从此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中、朝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就一直不断。

于是，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西元139八年）至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朝时，日本发动了全面入侵朝鲜半岛的“壬辰战争”（西元1592年），在这将近两百年历史时期内，中、朝关系始终处于平稳发展的阶段。

明朝与朝鲜之间就历史遗留问题和各种新问题都展开了进一步的交往，有些问题存在时间短，就由明朝方面最终解决了。无论如何，以洪武朝形成的朝贡模式为基础，经过两个世纪的制度完善和形式演变，才形成了明朝以册封、纳贡、赏赐金帛为主，而朝鲜以上表请赐、进贺、缴纳方物为辅的官方交往制度。

当然了，除了政治方面的册封与朝贡，中朝之间就经贸往来、书籍传播、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互动。例如，朝鲜“李氏王朝”上层的“王位合法性”，在洪武年间就一直处于窘迫的境地。因此，朝鲜“李氏国王”反复上书给明朝礼部辩诬，也未能得到“宗主国”的肯定，而这种困境却在“建文朝”时得到了解除。

“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三月回复朝鲜咨文，默认了“朝鲜国王”李芳远的继位，且在同年六月颁布了“册命诏诰”。朝鲜方面由此终于获得了其“宗主国”——明朝的肯定。

同样，建文帝也在其怀柔政策中收获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即来自朝鲜的大量“贡马”。于是，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二月下诏，特赐朝鲜亲王“九章之服”，后又派遣使臣携带绮绢、药材、棉布等货物卖与朝鲜，想要购买战马一万匹。面对数量庞大的贡马需求，朝鲜上下虽然愁苦应对，但基本还是满足了明朝的要求。

虽然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最终让其四叔“燕王朱棣”登极为皇帝，但换了皇帝的明朝，依然是朝鲜的“宗主国”，只不过是其上表请封、进贺千岁等的对象换成了“燕王”朱棣而已。

而明成祖朱棣也并未因朝鲜曾与“建文帝”交好而迁怒于“朝鲜李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朝鲜及时的顺应局势和上表恭贺。朝鲜自“永乐朝”开始，就与明朝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自“建文朝”至“万历朝”，朝鲜入明朝贡的礼仪章程也在不断完善。明太祖早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就规定了“藩属国藩王”入朝仪式，但由于朝贡礼仪过于繁琐，后来明廷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简化。

在这一时期，以朝贡明廷为目的的朝鲜使臣开始大量出现。明中期入朝使臣中，宦官的数量相比明初时越来越多，使朝鲜方面不胜其扰，却也无可奈何。对此，明朝内部有意识到不妥的臣工们提出了优化使臣素质的建议，并被皇帝采纳。之后数朝派往朝鲜宣谕、赐服的使臣大多选用在职文官或五品以上官员。

后来，清朝也继承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且更加实际地予以实施。与政治制度的完善同时进行的是，明朝与朝鲜之间的知识传递，即以明朝赐书、使臣笔谈、诗赋外交等形式进行的文化交流。

这其中有明、清数百年间的众多朝鲜使臣记录的燕行文献传世，也有记录明、清使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诗歌唱酬集录《皇华集》留存。

中、朝文人之间的沟通和思想交流从未间断，且保存了大量史料供可后人发掘、研究。除了使臣、文人个人的笔谈诗歌联系，中朝间的经典书籍流通，主要以官方的形式进行着。

经历明朝中、后期近两百年的政治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熏陶，朝鲜不仅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在外交上与明朝更加亲近，而且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上也逐渐向明借鉴，并在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所谓“小中华”思想意识。

这也为接下来在明朝末年万历年间的两国联合抗击日本大举入侵并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再造巅峰时期，是“万历三大征，患难见真情”。

自万历二十七年至崇祯十七年，是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明朝的国力已经日薄西山，但因为两次出重兵，并且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帮助朝鲜抗击日本入侵，最终赢得胜利，成功保住朝鲜而备受朝鲜感激，由此产生的明朝“再造之恩”甚至影响了朝鲜近百年对清的政策。

明亡之际，面对更加强大的“后金政权”（满清朝廷），朝鲜也不得不根据现实的东亚局势而调整对“后金”的态度。然而，表面上的屈服并不能掩盖其心理上的“尊明”思想，而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便在这种复杂的改朝换代过程中，继续不尴不尬又很尴尬地发展起来了。

西元十六世纪末，日本尾张国“奴仆出身”的丰臣秀吉被其领主织田信长重用，随后在继承信长军事权力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了对日本的统一，结束了日本群雄割据的所谓“战国时代”。为了转移日本国内各大领主之间的矛盾，丰臣秀吉居然策划并实施了大举入侵朝鲜的对外扩张政策。

丰臣秀吉的火速入侵与朝鲜落荒而逃的狼狈，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到两个月，朝鲜就已经有了亡国之迹象。而明廷本着“兴亡继绝”的对藩原则，最终让“懒政皇帝”明神宗果断下达了救援朝鲜的命令。

但由于明廷内部贪污腐败、党争不断、腐朽堕落、财政困难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双方战况持续僵持不下，前前后后一拖再拖，打了七年才有了结果。这还得归功于一场意外，那就是“倭寇”首领突然暴毙。

西元159八年八月1八日，丰臣秀吉病死。早已疲惫不堪的日军趁机想要撤军，而明、鲜联军立马在“露梁海峡”对此进行拦截并发动攻击，于是双方展开了声势浩大而惨烈的海上大战。

最终，日本军队主力被歼灭，明朝和朝鲜也牺牲了邓子龙、李舜臣两员大将，历经七年牵扯中、日、朝三国的“壬辰战争”就此画上了句号。

经此一役，原本就国力已见衰颓之势的明朝更加元气大伤，而因作战不力导致的战期延长也暴露了明朝自中央政府至朝廷官员的无能与腐败。

清朝人编写的《明史》评论此次战役耗费巨多，将战争结束的根源归结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之死，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万历二十七年（西元1599年）闰四月，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标志着明朝的“抗倭援朝”战争终于结束了。

朝鲜因为明朝的援助而免受灭国之灾，在原本亲明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强烈的“再造之恩”的感念。因此，中、朝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也由此变得更加紧密起来。

不过，“壬辰战争”结束后，明朝忧虑的主要边患却变成了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诸部。在对抗后金袭扰的过程中，明朝曾下令朝鲜出兵协助剿敌，但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朝鲜能够助力的方面都少之又少。

当初，“高丽”不服明朝管制的原因，在于其与蒙元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有着实质性的“姻亲关系”，在心理上更加亲元；而两百多年后的“李氏朝鲜”，由于在“壬辰战争”中，明朝的鼎力援助而产生了“再造之恩”。

因此，朝鲜民众心理上更加亲明，但在综合实力上与满清相差悬殊，的确是有心无力。此后，朝鲜本身的政局也几经变换，更是有自顾不暇之感。

“后金”最初对朝鲜的冷漠态度并不放在心上，认为只要控制住朝鲜，就可以轻易打破明朝东北部的防线。然而，在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清”之后，朝鲜闻讯大惊，君臣羞愤，其“司宪府”掌令洪翼汉甚至提出直接斩杀后金派来劝进（招降）的使臣，并奏明中国（明朝），由此可见，朝鲜对明廷的态度是真诚的。

面对清朝的劝进（招抚），朝鲜起初分为“主和派”与“斥和派”，但双方就是否归降满清而意见不合，最终还是“斥和派”占了上风。这种君臣一体全面反对屈服的态度和名族气节，立刻引起了“后金政权”的不满。

于是，在西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统兵十万，挥师朝鲜。由于双方战备实力差距悬殊，朝鲜仁祖退避南汉山城。朝鲜王室弃城奔逃，虽心有不甘，但最终仍被攻城俘虏。ъine

到了西元163八年正月，皇太极命令“朝鲜国王”去掉明朝“年号”而奉清朝为“正朔”，向清朝称臣并按时纳贡，遣送两王子入京为“质子”，还要求朝鲜在义州、会产、应源等三处开放互市。

皇太极规定朝鲜必须“年贡一次，如有调兵必须扈从，不得擅筑城垣、不得擅收逃人、不得复与逃人贸易等等。”朝鲜历史上称此次战乱为“丙子虏乱”，从纪念名字上就能看出朝鲜对清朝在心理上厌恶和排斥。

朝鲜上到国君，下到臣民，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依靠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因为无论是真金、白银的物质馈赠，还是以书籍为媒介的中原文化，朝鲜在中国学习和发扬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文明，远非“满清”这种脱胎于游牧民族的野蛮与残暴所能恫吓的。这使得当时的朝鲜人在精神上无法立即做出适当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