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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至极的“老饕曾九帅”(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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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八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八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

一是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八5八)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

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八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毫不在乎之态。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长沙)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千四百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二百一十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

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国荃性喜财货,但也并非悭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有人记载:“公家居时,有朱瞑庵者流寓长沙,岁暮贫甚,榜诗于门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公闻之,叹曰:‘此我辈之责也。’急造访,赠钱十万”。

有人记曰:“山西大荒,……起曾九帅国荃为山西巡抚。九帅先出家资十万,采买米粟,复多方设法赈救,所活无算,三晋人颇德之。”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了生动的报道:“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禄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宪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长生禄位、万民衣伞,攀辕卧辙,香案十里……此等场景,我们只是在古装电视剧中见过。以《申报》当年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果不是亲见,断不可能红口白牙地瞎编。

曾国荃真的是让人值得敬佩!

其不逊于其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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