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蒋家父子曾派密使到大陆试探和平相处（1 / 2）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八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见机行事。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八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这被视为中共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八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对共产党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使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反右运动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呼“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出动11万人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并迅速向金门、马祖等外岛增兵。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1957年夏天过后，曹聚仁一直都没有北上，直到转年间的八月，他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简单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八月日炮战是正午12点突然开始的，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